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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绿堂尽皆无物，莫非过往。时光日老，雕刻无方。称名之时，其物已逝。莽莽龙沙，宇宙洪荒……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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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novembre [转]在熊中为熊，在鸟中为鸟 （尼采《苏鲁支语录》） 苏鲁支是个圣人，从树林里走出来，碰见一个老人，老人说，你当初进山的时候，怀里抱的是一堆灰，出来的时候拿的是火种，你不知道世界上的人都已经睡着了么？你拿这些火种干什么？你对那些睡着的人何所求呢？他们都睡着了。 苏鲁支说：因为我爱人们。 老人说：你去干吗呢？他们不会听你的。 苏鲁支问：你在这个树林里干嘛呢？ 老人说：你就留下来跟我一起吧，不必到人们中去，宁可与鸟兽同群，为何不愿与我一样呢？在熊中为熊，在鸟中为鸟。 苏鲁支说：在树林里何所为呢？ 老人说：我就编点歌词，自己唱。也憨笑、也悲戚、也低喃，如是，我是颂赞上帝。 苏鲁支没说什么，笑笑就告别了。 但苏鲁支独自时，向内心说，这是可能的么？老年的圣者在他的树林里还没有听到，上帝已死。 29 octobre 藏在芦荡中的人
一、芦中人藏在芦苇荡中的人——这样转译出来，仿佛就真看到一幅鲜活的画面，一双惊恐的眼睛在碧油油的草丛中闪躲出来。那好像是黑泽明《武士勤王记》的一幅海报，巧的是那部电影的英文名字似乎也是“The hidden fortress”。里面讲的也是逃亡的故事，新近何平很黑泽化的一部《麦田》也让我想起这部片子。里面有位粗糙的英雄，和一个胆小如鼠的懦夫，相形对照，两人又同去护送一位刁蛮任性的公主，戏剧张力由此而生。《芦中人》的故事里却只有一位逃亡的英雄，逃亡中，是的，逃亡中又怎么会有英雄？他曾有英雄的伟绩，有英雄的性情，然而，此刻，他是壮年皓发，落拓忧愁，无边愁海难渡，此时只剩下鸡骨支离。“未曾开言我的心难过，两眼不住泪如梭。”早已不敢说话，说什么都会两行泪先落。可还记得他困在昭关的前夜那些锥心泣血的告白：“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似滚油煎，腰中枉挂三尺剑，不能报却父母冤。”“一轮明月照窗前，愁人心中似剑穿，实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，谁知昭关有阻拦，幸遇那东皋公行方便，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，一连七天我眉不展，夜夜何曾得安眠？”“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，今夜晚怎能够盼到明天。”“鸡鸣犬吠五更天，越思越想好伤惨。想当初在朝为官宦，朝臣待漏五更寒。到如今夜宿在荒村院，我冷冷清清向谁言？”“心中有事难合眼，翻来覆去睡不安。背地里只把东皋公埋怨，叫人难解巧机关。若是真心来救我，为何几日他不言？贪图富贵来害我，你就该把我献与昭关。哭一声爹娘不能相见，不能见，爹娘啊！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。”每听到此，心情都会被抑到最低点。《文昭关》，是情何以堪，不忍听。七夜，不眠不休，思维缠绕，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到此夜，就这样，絮絮叨叨，一夜头白。一个被愁闷、烦躁、焦虑击垮的人，还指望他做些什么惊动天地的事呢？他猥猥琐琐的被人以掉包计相救，也不怕无端搭进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，也肯低声下气说出来生犬马的话。真的是灰头土脸，“混”出昭关。追述者想必也只有同情，无有崇敬可言。此时出场便又是惊慌恐惧：“哎呀且住！前有长江，后有追兵，无舟可渡，如何是好！”传奇，往往是这样情态，绝望，无路了，又出乎意料地陡然现出一线生机来。二、渔丈人那位渔父，一声欸乃，出现了。这样一位渔父总觉得似曾相识，他是谁？是唱《渔父歌》被记下的那位渔丈人吗？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是史迁笔下屈原身边出现过的那位渔父么？“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。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：子非三闾大夫欤？何故而至此？屈原曰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渔父曰：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混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？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？”是庄周书里说的那位杖拏逆立泽畔水波之上，让孔子闻咳唾之音都引以为终生之幸的渔父么？他告诉孔子：“真者，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，不能动人”；“法天贵真，不拘于俗”；谨修己身，还物与人，去除负累。教孔子如何破除心中那些思之凄然的对自己所遭受厄难的困惑。因此夫子曲腰磬折，言拜而应，宁可向他服役求教。他走时何其潇洒！道是：“可与往者与之，不可与往者，不知其道，慎勿与之，身乃无咎。子勉之！吾去子矣，吾去子矣！”然后，刺船而去，延缘苇闲。他总比那些自命清高洁白的人更加清明，更加爽利。刚强顽固难化的人太多，只有夫子一人知其道，听进去了。是以为夫子，为圣人。这回他又唱出一曲充满忧伤情味的山歌：万里漂泊一叶舟，萧萧芦笛满江秋。看君不像寻常客，为何忧伤白了头。渔父生于江海之上，心胸浩荡广阔，却又像一位心理医生，总在必要的时候出现，教化引导，或者引渡一些遇到困厄险阻的人。因为，他有一只竹蒿，有一只渡船，而且，他知道彼岸。困在此岸迷局中难以自拔的人，不知道船，不知道还有岸，不知道河那边会有不同。所以我们应该明白，为什么总会是渔父了。即便他来了，来引渡你，来救你了。也会有不同的结局。有人会走，有人却不会走。渔父他不为钱，不图赏，不图报答：日后你我相逢之时，你唤我渔丈人，我唤你芦中人也就是了。因此极少有人被他引渡了，还会找回来。有时候是会碰到这样的人，你明明不想知道他是谁，他却硬要告诉你。也许他自认为自己很敦厚。你却不得不被迫为他的敦厚埋单。三、浣纱女这出戏又叫做《子胥投吴》，最常见的叫法作《浣纱记》。这《浣纱记》，有明传奇，同题，讲西施范蠡故事的，似最为出名。但元人杂剧中便有《浣纱女抱石投江》，已是搬演伍员故事。加上《采石渡渔夫辞剑》，合而观之，便已经是今天这出。又是一位洗衣妇，她何尝不就是淮阴河畔舍饭救助韩信的那位漂母？唯平人的生活，能容纳受难的人。越是日常，越是具有这种力量。有时候，不需彼岸，寻常生活即可以救得人出离苦海。这位在溧水之阳的濑畔的漂女，却是一位伤春的少女，一上来就唱了许多寂寞闺情：（浣唱西皮慢板）自叹红颜多命薄，今生造定受折磨。叹奴青春年已过，暗中嗟叹莫奈何。（接唱二六）堪叹日月快如梭，人生在世能有几何。叹奴青春年已过，将近三十未配合。七夕不架鹊桥过，（摇板）双星怎能渡银河。讲了这么多闺情，却不是要为男女情愫作铺展，出离了常规的叙事思维惯性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重的是象征。为什么遇到的偏偏是这样一位女子？要三十未嫁，要伤春？她是个节烈女子。不会因为缺少男人，见到男人就动情欲。与那些不好色的男儿英雄汉是同样道理。况且她至洁，眼里揉不下沙子。于己，于人，都是。京戏里，生旦对唱往往精彩，又尤以流水快板为多。这里却都是伍员唱摇板，凄怆失意，几段流水正旦唱来却流利美艳，倒见出女子的刚强凛冽，干脆利落。（浣唱流水）眼观水底人影过，耳听人言语温和。浣纱溪边谁唤我，男女交言是非多。（浣唱流水）听罢言来珠泪落，忠臣孝子受折磨!时来双挂印两颗，运败时衰走沙河。篮内现有饭和馍，请君饱餐免饥饿。（浣唱流水）将军休要言谢我，粗饭一碗值几何。阳关路是非多，请君早早离沙河。至于浣纱女为什么要死，在《戏考》中犹且是这样说：“且住，想我浣纱女子，三十未嫁，今与男子交言，倘被旁人知晓，岂不失却我的贞洁之名？也罢，我不免投江一死，免却他人的疑心便了。”这与唱词里屡屡提及的“男女交言是非多”，是一回事。（浣唱散板）男女交言已有错，谁知将军疑心多。抱石投江命先舍。（伍唱散板）一见娘行身投河，可叹你为我投江死。娘行阿！留得美名万古说。古人真心赞美义烈女子，名节是高于人本身的。那些至上的道德，是否该被质疑？被抽绎掉时代的思维，剩下的，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。这戏里的赞美，所以那么，无端突兀生硬，或许不仅仅来自于道德观念的转换？四、伍明辅豪杰打马奔吴国，龙离沧海虎离窝。力举千斤伍明辅，各国不敢动干戈。也是我当初自己错，我不该箭射梧桐做媒妁。可叹我一家人无结果，一心逃难奔吴国，一路行来腹中饿，但只见篮中饭与馍。本当向前求济我，自觉惭愧怎奈何?当着浣纱女子，唱这一段，唯一见出英爽俊气。叫做明辅将军，当然，这不是真实历史上记载的。当无名的芦中人，摇身变成伍明辅，就有秘密被泄漏了，知道秘密的人必须要死。这仅仅因为是故事的逻辑么？幼时虽然看伍子胥过昭关吹箫吴市的故事，觉得离奇好玩，却怎么也不明白，明明他怀疑两位救他的恩人，害人以死来确保他的安全，这显然是恩将仇报，以怨报德啊！可是，为什么讲故事的人不肯责备他呢？我们总相信故事里的好人都是要歌颂的，是可堪作榜样的啊？这里面究竟是有什么玄机？难道所有的人、所有的牺牲，都只是为了成就一位英雄？答案很无情，是。《史记》中写了渔父，百金宝剑不肯受，只为“知其急，乃渡”。是位扶危济困的侠者。但没说他被疑而投江。《古列女传》中记了这位浣纱女子，也是见“楚军追之急”，“欲脱子胥”，此后担心“楚军至，不免受辱，故抱石投江而死”。故事到了东汉袁康的《越绝书》时，才越加清刚悲壮起来：（子胥）乃南奔吴。至江上，见渔者，曰：“来，渡我。”渔者知其非常人也，欲往渡之，恐人知之，歌而往过之，曰：“日昭昭，侵以施，与子期甫芦之埼。”子胥即从渔者之芦埼。日入，渔者复歌往，曰：“心中目施，子可渡河，何为不出？”船到即载，入船而伏。半江，而仰谓渔者曰：“子之姓为谁？还，得报子之厚德。”渔者曰：“纵荆邦之贼者，我也，报荆邦之仇者，子也。两而不仁，何相问姓名为？”子胥即解其剑，以与渔者，曰：“吾先人之剑，直百金，请以与子也。”渔者曰：“吾闻荆平王有令曰：‘得伍子胥者，购之千金。’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，何以百金之剑为？”渔者渡于斧之津，乃发其箪饭，清其壶浆而食，曰：“亟食而去，毋令追者及子也。”子胥曰：“诺。”子胥食已而去，顾谓渔者曰：“掩尔壶浆，无令之露。”渔者曰：“诺。”子胥行，即覆船，挟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，明无泄也。子胥遂行。至溧阳界中，见一女子击絮于濑水之中，子胥曰：“岂可得托食乎？”女子曰：“诺。”即发箪饭，清其壶浆而食之。子胥食已而去，谓女子曰：“掩尔壶浆，毋令之露。”女子曰：“诺。”子胥行五步，还顾女子，自纵于濑水之中而死。故事写得清简密集，节奏如同鼓点，斩钉截铁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因为是写的豪杰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为信诺，而生而死。人格，就在此刻，显现，成就，没有其它。春秋已矣，那汉时就真有这样气象的人物么？《越绝书》里的故事没有就此结束，到后来：子胥救蔡，诛强楚，笞平王墓，久而不去，意欲报楚，楚乃购之千金。众人莫能止之。有野人谓子胥曰：“止！吾是于斧掩壶浆之子，发箪饭于船中者。”子胥乃知是渔者也，引兵而还。仇恨的力量让他蒙蔽了双眼，只想复仇，甚至到了楚国人都要悬赏千金买他头颅时，他还不肯罢休。又是这位渔丈人出来，但并没有劝告，几乎是什么都没说，只告诉他：“我是当年在船上给你一碗饭吃的人，也是当年为你藏起了粥饭的人。”这简单一句话里隐了千言万语，好智慧的渔父！幸而子胥也不是呆子，知道越简单的话越有分量。因为一句话，一个人，千万人能莫能劝的事，罢了，多少年未能解的恨，消了。原因呢？想想生死，想想那时，你都拥有什么？什么是你所能带走的？生命在那时中断了，也就没有了后来。后来追索前因，也都是妄求。《越绝书》，写的最好。五、芦中人生命是一个圆圈，是圆的。故事也都是圆圈。故事归结到最后，不能明的，能明的，都回到起初的芦中人。那个带着内心无限恐惧悄悄拨开草叶的人。当牺牲不是为了成就别人，而是因为人格受到质疑，那么，原来确凿的答案本身有知，大概也会不安惶恐起来。这算作什么？悲剧？似乎也没有那么悲壮。更令人不安的，是有人似乎应该受到指责，却从来没有。再没有什么英雄，大家只是萍水相逢。谁也不欠谁的，谁生来都不是为成就别人而活的。那么你冒险，冒着被牵连的责任，救了他，他却临走前跟你说：你小心啊，可别让他们知道了，抓住我。敏感的神经就这样被触动了。这一点怀疑，一点点不信任，早已取消了前面所有的大恩义。好啊，我本来是为救你，如今好了，你的命活了，我的命就用作为洗我的清白吧。一切的一切，因为是芦中人，是那个在恐惧中苟延残喘的逃亡者自己，早已失去了理性和逻辑。连续七个昼夜的逃亡，伴随着失眠，烦闷，思维，妄想，心理早已崩溃。当英雄变成一只战战兢兢、怯懦胆小的老鼠，他的眼里心里，也剩下了自己，自顾不暇——好一个自顾不暇。所以当他看到渔丈人投江，也会捶胸顿足，却接着想的是：老丈投江已死，我不免将绳索砍断，以免追兵前来。他变得实际，实际到不能再实际，实际到无情。“盖世英雄受折磨，浣纱未毕溪边坐”，当浣纱女还在为他慨叹身世，寄予无限同情时，他突然回转来了，女人问他，“将军为何去而复转”，脸上大概还带着微笑罢。他的话一下子打破了一切：“非是我去而复转，倘有追兵到此，莫说我伍员打此经过！”女人的笑容僵住了。然而，她太刚强，男有刚强女烈性，“这……将军少待。”也许，她根本就没有犹豫，直接就刚强的把话接上了。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不是不信任吗？好罢。我对他的周济，救助，我的善意，都被嘲弄了。不必有悔，到了此时，皆可无言，因为我可以让一切都结束。决绝，是一种选择。可怜可恨的芦中人，卑微猥琐的芦中人，哭哭啼啼的芦中人，疑神疑鬼的芦中人。未曾开言我的心难过，两眼不住眼泪如梭。伍子胥就是我，临潼会斗宝压定了各国。恨平王无道乱朝国，父纳子妻礼不合。我的父谏奏反遭祸，可叹我一家满门三百余口见阎罗!只剩下伍员人一个，混出了昭关投奔吴国。一路行来腹中饿，只见篮中饭与馍。娘行若肯周济我，子胥心中感念恩德!还渴望被救助的芦中人，已无可救药。故事再发展，已到终点。后面的故事，因为陡然转了方向，他终于还是做回了英雄。我们看他衣衫褴褛，羸形瘦貌，流落到吴国集市上吹箫行乞，大概也知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。酸腐的人只见其身世之感，“世人不识吹箫客”“短箫一曲觅衣食”，感叹天孙落魄，以至于斯。岂知已是另外故事的开头，待时而动的缺欠者，等待满足。那时，逃亡已经结束，芦中人已经不在了。渔父一直是位智者，从来不肯殉葬于任何身外的价值。所以他不肯选择决绝，却也不会因此扰乱和扭曲别人的价值选择，看起来真的好宽容，也的确是“不拘于俗”。可惜他所做的，真的不是常人常情所能做到的。老汉偌大年纪，冒着风险将他渡过江来，不料他反而疑我，万一后面追兵将他拿住，必说是我泄漏，岂不以德为怨！也罢，我不免假意投到江中，也好叫他安心而去。看到明辅将军放心地扬长而去，不知他在乐呵呵地窃笑，还是苦笑一声摇了摇头。京剧有《一夜白须》老脚本，对于在昭关帮助伍子胥的东皋公，有注云：“后子胥破楚归，赍金帛投东皋公家，但见荒烟蔓草，败瓦颓垣，公已杳如黄鹤矣。”这是老的写法，就如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演绎孙悟空日后重觅菩提老祖，也是如此不胜伤感。如今看来，总还不如渔父，他是连痕迹也不肯留。（寒山子）25 octobre [转]《南方周末》刘震云专访：话找话，比人找人还困难
在《人民文学》历史上，很少发表长篇小说。2009年的2、3期，《人民文学》连载发表了刘震云的长篇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主编李敬泽把它与《水浒传》和《国风》相提并论。 在这部小说里，刘震云用不同时代的两个小人物的生存和命运书写人生的“出走”和“回归”，小说前半部写的是过去：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惟一能够“说得上话”的养女，为了寻找，走出延津；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：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，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“说得上话”的朋友，走向延津。一出一走，延宕百年。 出版商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是至今为止刘震云最好的小说，写出了中国人的“千年孤独”。刘震云说出版人的宣传“太雷人”了。可能为了好卖书，非跟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联系到一块儿。不过，他自认为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是他成熟的作品。 而关于好作品，刘震云有几个标准：一、得对世界有新的发现，说的是不同的话；二、书中的人物，是自己的知心朋友，说的是知心话；三、技术层面，用宋朝的话说，端的写得一手好个锦绣文章；四、要写出好作品，还得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。“作品考验到最后，技术层面已显得很不重要了。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；非凡的胸襟和气度，却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。” 刘震云跟很多作家不一样的一点，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好多年前就不拿《农民日报》的工资了。“我是靠写字为生的人，那些专业作家是能靠这个职业拿工资的。” 他从来没认为作家是一个多么高贵的职业，“我们村儿的人呢，也不认为我写作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。跟我表哥去街上做个小生意，卖个花雕，卖个凉粉儿，卖个洋纱的布是一样的。直到现在我回去他们还说，你不就靠编瞎话儿为生么。” 打工的父老乡亲有孤独却不说。“他们不说，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。就像我家要垒鸡窝，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，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。” 人和人的关系非常危险 人和神的关系非常保险 南方周末：《一地鸡毛》里小林是孤独的；《手机》里的费墨也是孤独的；更多孤独的人是“刘跃进”这样的人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杨百顺和牛爱国也是孤独的，“孤独”对你来说，是一把文学的钥匙吗？ 刘震云：中国人太孤单太寂寞了，几千年活得都是这样。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生态、生活生态，跟有宗教的民族的生活心态和文化生态有特别巨大的区别。因为有宗教的社会是人-神社会，就是我们俩除了有交往之外，还有一个神，我们俩交往的时候都在跟神交往，这种交往是一种三角的关系，三角的关系用数学理论和物理理论来讲，是特别稳定的一种关系。神是无处不在的。神除了告诉你从哪儿来、到哪儿去、你是谁之外，还起着一个更重要的作用，就是你随时有事情有话都可以跟神说。你有忏悔的话，有痛苦的话，有高兴的话，你都告诉神。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，也许他没有，但是宗教的想象力我觉得非常巨大，而且非常有威力。我们老是说，不可告人，不可告人的事儿，你都可以告诉这个神。你犯了多少对不起人的事儿，多么惊心动魄的事儿，你都可以说，主啊，宽恕我吧，主的回答都是，孩子，你已经被宽恕了。这是有宗教民族的生活生态和文化生态。但是不少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信仰过宗教。你有心里话，必须找对一个人你才能告诉他。三天不吃饭饿不死人，可是三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。而你找知心朋友的话，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儿，不是清朝艰难，不是民国艰难，也不是唐朝艰难，是从古到今都很艰难的事儿。所以有一句话叫，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。人找人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但是朋友找着了，并不一定你这心里话就要告诉他。话找话，比人找人还困难，是不是说得着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，知心和不知心也是会变化的，知心朋友有十个，但这十个知心朋友可能都变得不知心了。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变的，神永远是人的知心朋友。神的嘴很严，人的嘴是不严的。祷告为什么要在密室呢？密室的意思就是不让别人进去。但是在人-人社会，人的关系变了，我变了，或朋友变了，还有一个是生活本身也变了。这三条任何一条发生变化，人的关系都会改变。这三个关系在一起的变化可能会产生化学反应，这种化学反应可能会导致朋友关系的颠覆。如果朋友跟我变得不知心了，我会把朋友跟我说的话给说出去，这就变得非常危险了。 所以说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，人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保险的。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人-人社会中，一个人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人，一个话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话，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形态和话语形态，甚至比一个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要重要得多。因为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，许多伟大的人物会说他们创造了历史，但是历史很快告诉他们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。千里搭凉篷，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毛主席说，我一辈子能改变郊区的几个公社就不错了。连公社也没能改变得了，因为现在没公社了，又回到了乡和镇。所以我觉得像社会的阶段和历史的阶段，都是挺阶段性的，都会过去。但是像人-人社会这样一种生活形态，它是比较稳定的。怎么跟人打招呼，见着问，吃饭了吗，我觉得这个是千年以来根本不变的，它是个常态，不是变态。所以我觉得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好像摸到了一个特别根本的东西。 南方周末：你说的这个孤独，好像在生活中不太能表现出来。 刘震云：当一个人在说表面的话的时候，他的话语是非常滔滔不绝和铺张的、张扬的。比如我们在酒桌上的谈话，一般那个场景都是滔滔不绝的，笑语欢声的。表面的话呢，适合说黄色笑话。但是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，一句话找另外一句话，因为它是心里的话，知心的话，跟表面的话是非常不同的，一般都说得比较短，比较朴实，比较真实，比较知心。朴实、真实、知心，是最有力量的东西，不需要外在华彩的东西去渲染一种气氛，因为真实、朴实是自然会产生一种气氛的。 中国是个人-人社会，没有一个神在那儿，所以表面的现实和物质生活是非常喜欢热闹的。你会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节日，那么多的集市，那么多的庆典，那么多的开幕式，特别喜欢这种群体的欢乐。这种欢乐的背后，当他是一个个体的时候，他是特别孤寂、特别寂寞的，所以大家才要出来，制造一个群体的欢乐。只要是中国人，几个人凑在一块儿，都是笑语欢声。不但知识分子是这样，酒桌上是这样，说黄色笑话，就是工地上的民工也都一样，都是笑语欢声，但他剩一个个体的时候，他在街头蹲着，你会发现他们眉宇之间露着一丝忧郁。这种忧郁的种子在时间稍微长了的时候长成一棵树，这棵树就不叫忧郁了，叫孤独。人-人社会的人是非常孤独的。当孤独在每个人的心里连成一个群像时，这个孤独是非常可怕的。孤独会是另外一种反动和恶魔的力量。恶魔在私语里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。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态和文化生态，而我们又非常的热闹。喧闹和突然寂静下来这个关系，我觉得是生活中的另外一种景象的对比。 “不着急”，“不要脸” 南方周末：孤独与寂寞是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表达的主题。杨百顺和牛爱国是农村进城打工的，他们从事卖豆腐、剃头、杀猪等体力活，他们也有精神痛苦和流浪，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，这些只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。 刘震云：过去大家都觉得这是知识分子才有这样高级的精神活动，比如《古拉格群岛》、《日瓦戈医生》，或者《哈扎尔辞典》、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、《我的名字叫红》，写的都是知识分子因为战争、政治、宗教等原因的精神痛苦和思考。 其实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，好多不识字儿的人，他们面对生活的时候，突然悟到许多书本上悟不到的东西。就像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这里写的磨豆腐的、贩驴的、剃头的、杀猪的、染布的，他的精神漂移和流浪，要严重得多。 我的外祖母生前告诉我，她有一个叔叔，一辈子没娶上老婆，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。有一天这头牛死了，叔叔三天没有说话。第四天凌晨，他拍他嫂子也就是我外祖母她娘的窗户：“嫂子，我走了。”我外祖母她娘忙说：“他叔，天还这么早，你去哪儿呀？”屋外就没了声音。待我外祖母她娘披衣起身，院子里一片月光，叔叔就不见了。四乡八镇都找了，所有的井也打捞了，不见叔叔的身影。他不知流浪和漂泊到哪里去了。仅仅是对牛的去世伤心吗？大概是在熟悉的故土找不到人说话了吧？ 南方周末：你讨厌知识分子？ 刘震云：“知识分子”的概念如何界定？读了几本书，就成了“知识分子”？“知识分子”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。大部分的“知识分子”，不过是“知道分子”罢了。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，还不如听卖豆腐的、剃头的、杀猪的、贩驴的、喊丧的、染布的、开饭铺的一席话呢。 特别是中国作家，也假装是“知识分子”，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，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，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百十来年没变过。采取的姿态是俯视，充满了怜悯和同情，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。或者恰恰相反，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，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，把匕首扎到手臂上，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，引人注意。 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，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。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，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一个钓鱼的人，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？他关心的不是鱼，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。他们找人没有问题，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。 更大的问题在于，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，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；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，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。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，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，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。我讨厌这样的写作，讨厌这种“知识分子”的写作。 南方周末：你不是知识分子吗？人们总是把作家也放在这个群体里的。 刘震云：你首先必须知道一点，作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孔子说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，这话特别好。前几年，我买了个房子，民工在我们家装修，我天天请他们吃中饭跟晚饭。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好意思了，说：“刘哥，你天天请我们这种人吃饭，我没啥回报的，只能说点儿知心话。”他会告诉我好多烦恼，怎么从老家出来，怎么打工，一侄子怎么被电死啦。后来又说，“人生一辈子，要老想这些难受的事儿吧，你也早上吊了。想难受的事儿的时候吧，想想还有高兴的事儿，也就活下去了。”这些话很朴实，透着他人生的体验和实践，可比那些知识分子和书本上的话好得多。 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吴组缃先生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很多是“五四”过来的老先生。吴先生开讲座，从来不说书本上面的事儿，总是跟你聊人生经历。他返朴归真，知道这些知识、教材上的事儿都是从生活中来的。 他就是说六个字，一句是“不着急”，许多人着急了一辈子，也就活一辈子。不着急其实是调整好人和时间之间的关系，不管什么事情，慢慢来。不管是做人做事，想好做好。另外一句是“不要脸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吴先生受到批判，去厕所扫地，他却说“我人生里干得最漂亮的事儿，是北大的厕所我打扫得特别干净。我是一个打扫厕所的人，我就不再把自己当教授啦。”这是不要脸的前提啊。但是他的朋友老舍先生是人民艺术家，他突然受到批判，“士可杀，不可辱”，跳湖了。所以吴先生对我们说，不着急、不要脸，这话是他自己一辈子体会出来的。我们下边这些听众，当时年轻听不明白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五十来岁了，可能就慢慢地体会出来了。 【南方周末】本文网址：http://www.infzm.com/content/29810 24 octobre 一路无话 连日来，在鲁西参加运河文化和古代文学的研讨会，临了往临清市及阳谷县的张秋镇看了些运河旧址。一路浩荡，地方政协大张旗鼓，官方仪节，居然警车开道，百姓避让观望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我唯席间连日饮白酒，尚且敞亮。也不愿多言语，只是举杯必饮，饮辄过量，直喝到眼睛干涩。
不想在外三日，仍是无一日好睡眠。不是隐忧在怀，就是血热难安。中间一日，与山师的刘老师聊古典文学研究的种种居然到深夜，颇兴感慨，一来自感无愧二字，二来也觉得自己丢却故技，沉湎于别事，不仅是学罢屠龙术无所用之，也着实有点可惜。说了话与不说话，都是难以入眠。
晚上自临清回，高速公路，两个小时就到了。眼看得全运期间布置的城市夜景，处处都很美丽。
下车在山师门口，我提着行李在校园中走了一圈，看到零零星星的有了些落叶，开始飘荡，才知道秋风秋意。
坐着117回单位，路上灯火亦好，想起昨天在彼处同学家看两夫妇开始摒除别事一门心思照料孩子，想想，身处的这个地方，其实也挺好。
换一副心肠肝胆，恐怕还不是那么容易。 19 octobre 两则游戏 （转）龚鹏程
一、遊戲的人 古詩十九首，劈頭第一篇就說：「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。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為薄。驅車策駑馬，遊戲宛與洛」。似乎把遊戲視為短暫人生中唯一可有的慰藉。對於洛陽京城中諸位賢達不懂得此等遊戲的人生觀，它也要勸大家：「洛中何鬱鬱，冠帶自相索？……極宴娛心意，戚戚何所迫？」 洛陽京城裡，冠蓋雲集，人眾猥雜，時人自有「京洛多風塵，素衣化為緇」之嘆。因為此乃名利場，人人都無法放下執戀，故詩人才希望大家勿用冠帶綁住了自己，應好好歡樂飲酒，遊戲一番。 另有一首詩說：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為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？」講的也是同一種想法。 從某些人的角度看，人生苦短，所以才要及時努力，否則投老無成，人生便繳了白卷。從〈古詩十九首〉的歌者看，則恰好相反。提倡的，乃是一種遊戲的人生觀。 我國文化中，孔子贊美曾點遊戲春風，莊子倡說遊心太虛。都具有遊的精神。西方近代啟蒙主義則是反對這種精神的。啟蒙運動以來，以理性為人之本質，視工作為人之責任與職能，此種遊戲的人生觀遂久矣不復傳述。偶然遊戲，則認為是一種放縱，並不足取。除非是旨在輔助工作，所謂「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」，遊戲本身並無價值，人生也不是為了遊戲而存在的。活在啟蒙運動、工業革命之後的人，大抵也不再會自發地遊戲了。沒有了玩興，也不懂得玩，以致要別人教我們如何玩或組織安排了再去玩。這就是遊戲人生觀的失落。 約翰‧赫伊津哈（Johan Huizings，一八七二～一九四五）《遊戲的人》一書，便是針對此一現象之批評。 他認為：十八世紀把人界定為理性的人（Homo Sapiens），其後又把人界定為製造的人（Homo Faber）。但他覺得遊戲的人（Homo Luder）更值得重視並提倡。他於一九三五年赴荷蘭來頓大學演講時，曾以「文化的遊戲成分」為題。這個題目，主辦者曾誤以為是「文化中的遊戲成分」。但如果遊戲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，那又何待闡說？赫伊津哈要講的，正是文化的遊戲成分。簡言之，即文化文明是在遊戲中且做為遊戲而興起與展開的。這才是他的旨趣所在。 他說：遊戲先於文化。小貓小狗都會玩遊戲，而且玩法與人相似。它們跟兒童玩遊戲一樣，都不是誰教牠或逼迫牠玩。它們自動自發地玩，也喜歡玩。因此它具有自由的性質、自主的精神，被迫遊戲就不是遊戲了。 同時，遊戲也與理性無關。兒童理性思考本不發達，打打鬧鬧。或如貓追弄著毛線球、繞著抓自己的尾巴，也都談不上是理性的。遊戲要玩得好，本來也就不能依憑著理性計算、邏輯思考，不必承擔價值、責任、功能等等。 因此，遊戲也是非功利的。小孩玩積木、堆泥土，不曾真想蓋成一棟房子；他只是暫時走出真實生活，進入一個別具一格的活動領域，「假裝」一下。這種假裝，不是真要做成什麼。扮家家酒的小孩子們沒有真要結婚的欲望和目的，因此它不具功利性，玩本身就是目的。反而是這種遊戲，打斷了日常生活及欲望之進程，而又豐富了、滋養了生活，讓遊戲過的人精神歡愉、心情舒暢。 遊戲又因此具有隔離性。這些遊戲都自有其場所，競技場、牌桌、廟宇、舞台、屏幕、法庭、球場……等，特定的場所與特定之時間（一齣戲的時間、一場球的時間、一趟舞蹈的時間，都不一樣），即構成了它的有限性。 正因為它具有有限性，故亦有它自身的過程和意味，在特定時空中「演出」。這一點，使它有其有限性，但同時也使它成為一種文化產物，一種可保留下來的財富。它可傳達，也可成為傳統，任何時候都可重複。無論是兒童遊戲或象棋比賽，所有遊戲都是一個有其內在結構之整體，且有重複與輪流之因素。 而無論何種遊戲，均有其自身之邏輯、運作方式，那就是它的規則、它的秩序。沒有規則，形成不了遊戲。一旦逾越了規則，遊戲世界就瓦解了。所以遊戲不是胡鬧。規則有時形諸條文。有時則需要所有參與者心領神會，非語言規範所能完全表達。就像小貓小狗都懂得以略帶客套的神態和友好的表情邀請對方遊戲，遊戲中不准咬哥兒們的耳朵，或不許咬得太重；有時要假裝敵對、發怒，但不能真正幹架；還得有條理地表現出好興致、發出快樂表情和聲音。這些就是規則。若破壞了，就會令人「敗興」，為所有參與者所厭惡，會遭到驅逐或懲罰。 亦因如此，凡能認同其規則、樂於參與該遊戲者，便會構成一共同體。我們在社會上可以看到無數遊戲社團，桌球、帆船、彈跳、舞蹈、游水、橋牌……之協會、聯誼社等，層出不窮，可見它是組成人類社會組織活動的重要手段。一般遊戲時，縱或未組織成固定之社團，它也一定具有私密性，是「我們去玩」而非他人。外界、他人的所做所為，與我們此刻之所為無關。在這個玩耍的圈子裡，日常生活的法律、習俗、觀念均不算數。 遊戲的歡愉，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此。擁有一種私密的氛圍，成為這個團體特殊的、與外人不能分享的共同經驗。而這個經驗又暫時將人抽離出日常俗世，讓人鬆脫了他與現實世界的牽絆，放鬆自已，進入一個假扮的領域。遊戲中的狂歡、放縱、化粧遊行，都體現了這個意義。 在遊戲的假扮中，自成秩序，這些秩序通常也蘊含著競爭、衝突，以形成緊張、造成刺激；而又包括了平復、諧調，整體形成起伏動盪的韻律，造就我們的美感。 針對遊戲，赫伊津哈做了許多諸如此類之分析。透過這些析論，他告訴我們：遊戲是人類活動中不可或缺的，人類社會也靠遊戲來組成。同時，人類的文化、創造，實質上即是遊戲或與遊戲密不可分。例如語言。語言是人擁有的重要工具，用以交流、命令、傳授。語言可以使人區分、確認和陳述事物。命名，令人得以明白自己和萬事萬物在宇宙間的位置。可是，在每一個抽象表達、符號徵示之背後，都存在著極多鮮活的隱喻；而每一個隱喻，正是詞的遊戲。 神話也是如此。神話之性質，論者各有見解，但基本上可說是一種轉換或外在世界之想像物。早期人類依此進行神聖之祭獻、儀式、供奉、膜拜。其性質，唯有從遊戲來理解才能深刻、準確。 宗教的核心亦在於此。典禮就是一次戲劇性的演出，令人深入歡愉之中，一切美和神聖的王國，均依遊戲而建立。 赫伊津哈滔滔雄辯，共分十二章。一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遊戲的本質和意義、二論遊戲概念作為語言中的表達、三論推動文明進程的遊戲與競賽、四論遊戲與法律、五論遊戲與戰爭、六論遊戲與學識、七論遊戲與詩、八論「神話詩」諸要素、九論哲學的遊戲形式、十論藝術的遊戲形式、十一論遊戲情況下的西方文明、十二論當代文明的遊戲成分。 據他的觀察，西方文化的遊戲成分，自十八世紀以來，就一直處於衰落之中。今日之文明不再遊戲，即使某些活動看似遊戲，也是虛假的。體育、競技、藝術、科學、政治，無不如此。他提倡遊戲觀，以「遊戲的人」代替「製造的人」、「理性的人」，即是為了改造近代西歐文明。他認為：真正的文明不能缺少遊戲成分，因為文明先天地蘊有自身的局限，遊戲則先於且超乎文化，故文明若要妥善發展，即須重新闡發遊戲的精神。 赫伊津哈在當代中國，名望不顯，論著被移譯為中文者，僅有《遊戲的人》與《中世紀的衰落》（均為一九九七‧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）二冊而已。以我之譾陋，也不曾看過有誰介述他的學說，更莫說有傳揚宗法的了。近代在中國當紅的西方學說，恰好是赫伊津哈所批評的那些主張或態度。國勢頹唐，力求改造國民性、振發理性、積極工作之不遑，知識分子又怎有心情去談什麼遊戲呢？赫伊津哈斯人憔悴，苦乏賞音，殆非偶然。 可是，從《阿Ｑ正傳》以來，知識分子感時憂國、力倡科學與理性，欲仿擬歐洲啟蒙運動以啟國人之蒙翳者，八十餘年矣。如今乃國愈可憂而民愈可愚。熱衷工業製造的社會，終究也讓人感到疏離、憂苦，且衝突日劇、犯罪率不斷昇高、心理治療叢書大行其道，反而人人似乎都成了阿Ｑ。 當此之際，重聽〈古詩十九首〉招喚了我們去遊戲的歌詩、看看赫伊津哈的論辯、再遙想那莊子的〈逍遙遊〉、孔子的「游於藝」「前言戲之耳」，竟忽然有股難言的時代悲感，令人憫痛不已。因為，遊戲的人，彷彿不再會遊戲，也不再能遊戲了。我們的理性，讓我們喪失了自己；我們的工作，又使我們無法去稍事遊戲。京洛風塵如故，遂令素衣漸緇，心靈上也撲滿一層層灰沙了。
二、遊戲化的社會 我小時，家父為警頑劣，特在我小書桌板上寫著「勤有功，嬉無益」，要我時時惕厲，無怠無忽。 庭訓當然是對的。人面向社會說話時，總不免有若干門面語、場面話、教條訓誡、老生常談，乃至虛飾之語，裝腔作勢；唯獨教自己的小孩，不可能說假話。故我深知此語痛切，足以藥我頑囂佚盪之病。且自《易經》以來，即教人應「夕愓若厲」「自強不息」。聖哲古訓，相承若此，其中必有至理存焉。 但凡事絕對化了，便可能產生流弊。我不夠勤勉，可是我老覺得那些努力用功的朋友往往無趣，成了書呆子。某些時候，偶於嬉戲中觸生的若干靈感，則反而成就了一些事。所以，勤奮，時而未必有功；嬉遊，時而未必無益。 且勤勞乃是農漁時代的道德，因為不可能不勞即「獲」或「穫」。收成不是靠捕獵就是靠耕稼，故「要這麼收穫，得那麼栽」，斷無僥倖之理。老天不會降下糧食來。但這種道德到了商業時代便可能要打點折扣。商人不穡不稼、不漁不畜，只是把別人勞動所得略略打點、包裝、貨殖出去，所得就幾倍於辛勤勞動者。固然其經營仍有勞動支出，也須承擔風險，更要耗費不少腦力，才能建立通路、打通關節，令物品增值居奇。但耗力畢竟少於農民。或者說，勞力付出與獲利之比例，遠大於農漁。某些商人，甚至只靠炒地皮等非勞動行為，即能達到「富者田連阡陌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」的境界，令勤於勞農者憤憤不平。勤者之功，遂不如巧者之利矣。 幸而遊嬉之功能，不像勤勞那樣，隨著時代而褪色。農勞時代，田夫野老「鼓腹而遊」，便有歌謠吟唱；歲時儺祭，也要恣情於嬉戲。嬉與勤，不完全是對立的，也可能如此互補、如此併存。到了商業社會，遊戲的價值及作用，更是越來越擴大了。 日人高田公理《遊戲社會》（一九九○，李永清譯，遠流）一書，即認為現在已經是個大眾意識遊戲化的時代。 據他看，現今除了第三世界國家仍處在資源不足，社會不平的境況有待解決之外，大部分國家都已經歷過改變制度性壓迫，以改善經濟匱乏的階段，故資源的重新分配活動大體結束。剩下來的乃是資源的使用問題，如何選擇並使用這些資源，就成為新時代的新要求。 選擇資源與使用資源，也不再如過去匱乏時代那般，追求「新、速、實、簡」或「輕、薄、短、小」，而是怎麼樣用得更好玩、更有趣。例如餐廳本來只是用餐之處，但在遊戲化社會中，餐廳就必須具備遊戲功能，如附設卡拉OK、粗食式、休閒式、異國情調式等，提供不只於飲食這樣的功能，讓吃飯這件事變得更有趣更好玩。電腦，本來也只是計算機，但現在除了生產功能外，也廣備各種遊戲功能。以致所有電子科技都逐漸玩具化。汽車，則除了做為代步工具之外，也是玩家的玩物與寵物。即使非玩家，一般人買車，也不只考慮其機能與價格，更要留意其造型、顏色及象徵意味。 資源如此，行為也有相應的變化。例如語言對話，本來是為了溝通傳達等，有非常實際的功能。但如今對話漸具遊戲性質，像電話談話，目的就多半不是為了洽談事情而是聊天閒扯。許多青年男女，更利用電話做深夜遊戲。電腦網路上亦闢有聊天室、談話區，供人進行聊天打屁的遊戲。而其他原本被視為極嚴肅正經之事。例如政治、選舉等，也嘉年華化、表演化、戲劇化。法令規章之修改，則被稱為更動「遊戲規則」。作秀，還從演藝界逐漸蔓延，成為各行各業普遍的行為模式。變身，從陳水扁扮超人、麥克傑克森，到各電視台的模仿秀，也盛行不衰。此外，諸如穿衣服這類日常行為，更脫離了蔽體、取暖、識別身分等各種實用功能，變得類如遊戲和表演。 高田公理尤其對資訊的遊戲化著墨甚深。他認為現今社會資訊的遊戲功能已與生產功能一樣重要了。像電話、電視、收音機、電腦、電玩等，更都是遊戲掛帥的。 對於這個趨勢或現象，他認為利弊均見。因為資訊遊戲化形成了龐大的多元差異狀況。但一方面此種狀況大體與提高生產及效率無甚關係；二方面，資訊因此形成無秩序的洪流或資訊垃圾，也讓人為之暈眩，破壞了日常生活的秩序性。 雖然如此，他覺得未來仍是可期待的。資訊的生產功能與遊戲功能固多扞隔之處，卻也不無溝通整合之可能。因此，未來將剌激人與人的溝通形成新的形式。 另一位更樂觀的論者：平島廉久。在《創、遊、美、人》（一九九○，黃美卿譯，遠流）書中談到：在新的感性消費時代，人們的意識變化，可以上述四個字來描述。創，指創造意識。遊，指遊戲意識。美，指美感意識。人，指人性意識。其中，遊戲意識一是指愉快。凡新產品均附加能使人感到愉悅或滑稽之性質。二是說須有趣味。三是應有令人驚奇的因素。這些，合起來就是一種遊戲化的潮流。他認為人們已對單調乏味的生活感到煩膩，故開始在日常生活中注入遊戲成分，才能追求到有朝氣的生活。 從較傳統的觀點看，現代人如此耽於逸樂，正是腐化的徵象。什麼都遊樂化、嬉戲化，不免也令人生不踏實了。因為一切價值、意義都浮幻了起來。當境即是，可又轉眼成假，僅是「一場遊戲一場夢」而已。這種人生是否真值得追求，大可商榷。而商品銷售，為增益其利潤，呼應所謂「感性消費時代」之行為模式，本即屬於媚俗之舉，不能應用到其他領域。例如教育，帶學生做遊戲、把教室搞得像電影院、以類似電腦遊戲的方式製作教材……等，固無不可，穿插點綴，足增興趣。但如此便足以為教育乎？此可以為教育之正途乎？ 這樣的批評，非常切實。可是，在一個新的感性消費時代、一個遊戲化社會中，我們也不能拒絕遊戲。一方面，應給遊戲一個適當的地位，承認遊戲的價值，不能籠統地說勤勉、貶嬉遊。另一方面，也同樣不能說嬉必有益而遊戲足以度世。應思考如何使「嬉有功」。一樣是玩，會玩的人能玩出意義、創造價值，不會玩的人，就只能是沈緬浪盪、頹唐玩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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